因此，本体境界的实现，既是心灵的自我实现，又是心灵的自我超越。

《韶》乐即舜之乐，不仅形式上尽美，而且内容上尽善。因此，乐的体验是十分重要的

其所以能够如此, 有许多要素或条件, 但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或条件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力量支撑和资源供给, 其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五个字:仁、义、礼、智、信。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重大政治举措, 辅之以宋儒道德礼教的兴盛呵护, 终于使仁、义、礼、智、信成为了宋及以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大量史料证明, 到了宋代, 中国国民财富在世界财富的所占比例更大, 达40%左右。一 中共十八大报告用24个字, 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 提出了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价值观念之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并号召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我们说起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时候, 我们的概念是什么?是东方文明古国, 是道德文明古国, 是礼义之邦, 是一直到清中期在漫长的传统社会历史上引领这个世界, 成为这个世界最先进的国度、最发达的文明。

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因此, 在更凝炼的国家精神标识之表达词尚未提出之前, 我认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今天中国的精神标识。士大夫阶层提倡清淡，常常讲一些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以表示清高、风雅。

[17]《周易略例·明象》。事实上，语言不仅表达形象思维，而且表达抽象思维。这些都是比较早的关于言意问题的论述，其中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时，所谓意也就真正得到了，但同时也就真正变成了没有语言的意义世界，即境界。

因此，它才能成为进行思维、表达意义的工具。从这里，他又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

语言中枢中的某些部分被破坏后，语言将受到严重影响，但思维并不受影响。[16]《周易略例·明象》。若但溺心于章句训诂之间，不能玩其辞之所以然，则是徒事于语言文辞而已，决不能通其理也。又说：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

他的真正用意，是要实现超越不群的心灵境界，这不是语言或认识论问题所能解决的。言不尽意论在当时，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起了积极作用。从这一点看，他承认语言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同言不尽意论特别是荀粲等人的观点是有区别的。由于他把意看作是一种超言绝象的精神境界，是心灵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境界超出了语言的范围，因而得出了得意必须忘言的结论。

这样的逻辑思维，当然是离不开语言的。他认为言是由意即意义产生的。

得物之致，故虽不行而虑可知也。它不仅影响到当时，而且影响到以后。

但具体观点和论述有所不同。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谈玄说远、崇尚无为的风气。有了这种认识，必须靠语言才能表达。[8]知之之道就是意，它是对意义世界的认识，虽是主观的，却有其普遍性。宗极之理属于无的范畴，则是超言绝象的。[25] 这才谈到言意关系问题。

对《易传》中的那段话，荀粲也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待于人情。

但系统地阐述这个观点的是欧阳建。人们认识世界，一般地都要使用语言作为工具，逻辑思维更是如此。

欧阳建所说的意，是形而下的事物之理。第二，这场辩论涉及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他用形影关系比喻言意关系，这个比喻说明，语言和思维之间具有必然联系，二者不可分离。[30]《明儒学案》卷十八。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这样的境界是否存在，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事物之理属于有的范畴，言象可以把握。存言者，非，得象者也。

因此，如果得到它，就可以统御万物。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无舌不能说话，即不能用语言表达思想。

[12] 他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有所以然之理的，所以然之理是可以认识的，他并不否定触类旁通等逻辑推理。但他取消了玄学家们所关心的形上问题，境界问题，只是从一般认识论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言意关系，并没有对人学本体论的问题作出回应。

[27]《全晋文·言尽意论》。宋朝的鲁饶说：若读书而能求其意，则由辞以通理而可上达。但是，王弼的认识论决不仅仅是认识事物的一般道理，他的根本目的，是要认识理之宗极即最高本体。在王弼看来，理有两种，一是事物之理，一是宗极之理。

[17] 他虽然承认语言可以尽意，但又认为，语言仅仅是一种间接的工具和手段，和本体意义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他所谓圣人从事于道，与道同体、行不言之教等等说法，也就是提倡这种无言的哲学。

认识不断前进，语言也在不断丰富。哀乐之情则出于人心，是主观的东西。

语言只是一种间接的工具，语言和意义之间还有象。语言、物象既然是有限的，故不能执守言、象而不放。